工资条上写着112两股票金融配资，实际到手不到100两，可光是租个像样院子就要160两。
曾国藩借了2000两进京，李慈铭欠债1470两，两人都是翰林，都没贪过一文。
那他们到底是穷在钱上，还是穷在规则里？
清代京官的俸禄，账面上有正俸、恩俸、禄米，加起来约112.5两。可银子发下来是库平银，市面上买菜、交租、雇车用的全是铜钱。一两银子名义上兑1500文，真去换，中间扣手续费、贴水、当铺九扣，到手能剩1400文就不错。曾国藩记房租八千文一月，听起来才五两多，可他得先卖银子再换钱，再跑一趟兑钱铺，三趟下来，多花半顿饭钱。
吃饭租房只是底限。李慈铭日记里写，光是米一年要30两，油盐柴炭又20两，加个破院子年租2两——这哪够？真要体面点，四合院月租13.3两，官服一套十几两，出门得坐轿、带仆人、备手本，一年没50两打不住。张之洞后来上奏说，京官“非三百金不可支”，不是虚话。
更难的是借钱。曾国藩靠湖南同乡萧光浩垫的2000两，才撑过头三年；李慈铭也借，但借得零零碎碎，今天当幅字画，明天押本旧书，利滚利，21年欠了1470两。那桐同期当翰林，内务府直接放贷，利息1.5%。一个满人，一个汉人，出身不同，信用就差出一条河。
展开剩余53%债务的用法也不一样。曾国藩拿钱买书、结交穆彰阿，四川主考一差回来，5000两入账，债全清了；李慈铭借钱赴酒局，弟弟饿着肚子，他还花100两请客，图的是别人叫一声“李翰林风雅”。不是不想还，是没地方还——他没差事，没门路，也没后台。
这些钱，朝廷本该出。明代有职田，外官有养廉银，京官却什么都没有。连会馆修房子、递公文、传消息，都要大家摊钱。曾国藩一年被“分赀”27次，这不是人情，是硬摊的行政成本。国家省钱，省到了官员腰包上。
所谓冰敬、炭敬，听着难听，可李慈铭自己写：“无此则仆马不具，拜客不行。”没这笔钱，连门都出不去。它不是贪，是活法。
工资条不是收入证明，是成本确认书。
你领的不是薪水，是任务说明书。
那上面没写清楚股票金融配资，但你得自己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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