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工资条上写着112两股票金融配资,实际到手不到100两,可光是租个像样院子就要160两。
曾国藩借了2000两进京,李慈铭欠债1470两,两人都是翰林,都没贪过一文。
那他们到底是穷在钱上,还是穷在规则里?
清代京官的俸禄,账面上有正俸、恩俸、禄米,加起来约112.5两。可银子发下来是库平银,市面上买菜、交租、雇车用的全是铜钱。一两银子名义上兑1500文,真去换,中间扣手续费、贴水、当铺九扣,到手能剩1400文就不错。曾国藩记房租八千文一月,听起来才五两多,可他得先卖银子再换钱,再跑一趟兑钱铺,三趟下来,多花半顿饭钱。
吃饭租房只是底限。李慈铭日记里写,光是米一年要30两,油盐柴炭又20两,加个破院子年租2两——这哪够?真要体面点,四合院月租13.3两,官服一套十几两,出门得坐轿、带仆人、备手本,一年没50两打不住。张之洞后来上奏说,京官“非三百金不可支”,不是虚话。
更难的是借钱。曾国藩靠湖南同乡萧光浩垫的2000两,才撑过头三年;李慈铭也借,但借得零零碎碎,今天当幅字画,明天押本旧书,利滚利,21年欠了1470两。那桐同期当翰林,内务府直接放贷,利息1.5%。一个满人,一个汉人,出身不同,信用就差出一条河。
展开剩余53%债务的用法也不一样。曾国藩拿钱买书、结交穆彰阿,四川主考一差回来,5000两入账,债全清了;李慈铭借钱赴酒局,弟弟饿着肚子,他还花100两请客,图的是别人叫一声“李翰林风雅”。不是不想还,是没地方还——他没差事,没门路,也没后台。
这些钱,朝廷本该出。明代有职田,外官有养廉银,京官却什么都没有。连会馆修房子、递公文、传消息,都要大家摊钱。曾国藩一年被“分赀”27次,这不是人情,是硬摊的行政成本。国家省钱,省到了官员腰包上。
所谓冰敬、炭敬,听着难听,可李慈铭自己写:“无此则仆马不具,拜客不行。”没这笔钱,连门都出不去。它不是贪,是活法。
工资条不是收入证明,是成本确认书。
你领的不是薪水,是任务说明书。
那上面没写清楚股票金融配资,但你得自己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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